普通立法和司法过程足以使得个人免于社会强力不当影响以及提供调整私法关系的实体性价值，无需借助于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

基层立法联系点强调的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机制，这种机制解决的是立法工作如何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的要求。此外，第十一部分还指出，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总抓手，因此，未来五年的法治建设必须要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总抓手展开。第七部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涉法76处。在第六部分，还有2个法字，一个是表达了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政治意愿，另一个是明确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政策要求。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八、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五部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中，虽然只有1处涉及法字，但该处强调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针对此回归模型，被告认为，职称、取得职称的时间、行政职务、临床数量等都是回归模型的变量。

这是因为，数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和领域对人类的其他学科能够提供足够的智慧支持。但是，在诉讼中，密歇根州政府反对这种计算方法，认为数据太少以致不能确定偏度，并建议使用算数平均值来代替几何平均值。通过计算样本数据的几何平均数，电力公司估计出鱼的年死亡量为每年7750条。证据是司法案件的中心，一切诉讼活动必须奠基于证据而展开。

而数学学科一旦创立，又反过来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形成了数学知识不断增长与人类生活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贝叶斯定理如下所示：P（X|E）=*P（X）。

电力公司主张使用几何平均数来推断鱼的年死亡率，因为按日抽取的样本具有波动性，在某些天取得的样本量通常偏高。1973年，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诉Rodriguez案启动。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数学方法解释某种法律现象，有可能是当事人本人提出，也有可能是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提出，更有可能是当事人聘请的专家证人提出，当然也允许法官提出，只要所提供的数学方法能够合理地解释司法命题，都可以认为是恰当地运用了数学方法。数学作为一种方法，是从细微处考察数学在法律论证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受害人的一位邻居指控他目击一个穿着暗色衣服扎着金色马尾的白人女子，从作案现场逃跑后上了一辆留着胡须的内格罗男性的黄色摩托车。在问责过程中，过失责任是否存在就取决于B是否小于P与L乘积，即B＜PL。因此，地方法院认定该对夫妇有罪。1988年，在美国的Sobel V. Yeshiva University案中，原告方认为被告的Albert Einstein医学院在工资和晋升方面存在性别歧视。

早些时期，它们不仅在实质运用中容易被误解，在程序决策上也难以被接受。试问，法官该如何对案件进行判决？如果缺乏数学方法的参与，本案的裁判就会成为一个重大疑难案件。

自此之后，概率论多次被运用到了司法当中。有意思的是，虽然人类以天才般的智慧在法学领域和数学领域分别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鲜有将法律与数学结合起来的开创时代的研究成果。

但总的来说，奠定在科学基础上的知识，生命力会更强，也更容易有说服力。这种古老的交易法则为现代数理统计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案件当中，法官发现，如果是与工作有关的手和腕受伤，大概可以赔偿到37000美元。这里，莫里斯·克莱因所说的理性精神的实质就是数理逻辑理性。在司法过程当中强调法律论证，实质就是强调通过对话和辩论，充分尊重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实现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在特定情形下，运用数学知识和数学方法进行法律论证，更容易获取法律答案，从而为解决法律纠纷提供了足够充分的知识基础。

1996年，在凯利诉联邦能源立法委员会案当中，如何计算损害就成了一个问题。通过简单的数学知识，将法理学上的分配理论以非常简洁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更有利于对抽象理论的理解。

其次，根据该27个案件，痛苦抚慰金的变动范围很大。因为，在数学讨论当中，用数学求解出来的概率是一个答案，不会特指到某个确定的人。

比如，平等是人们非常向往的一种价值目标，并且人们也会经常评价某行为/政策存在歧视，破坏了平等理念。但是，作为诉讼证据的一种新进路，在司法过程当中强烈地震撼了诉讼当事人，也给其他诉讼带来新的路径参考。

司法经验和法理反思两方面的研讨表明，法律论证应当谨慎对待数学方法，特别是要注重考查关联性，有效发挥数学方法的正能量。后来，抽样方法越来越为人民所接受，法院也逐步接受抽样方法。根据这个定义可以明显看出，如果给定样本均值，样本观测值的和可以通过均值乘以n得到。比如本文开篇提到的周文斌受贿案中，周文斌用概率论来证明指控受贿的证据不成立。

涉及到赔偿问题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比率算是体现主要责任，什么样的比率算是体现次要责任呢？这样的问题在司法案件中经常存在。法官对抚慰金变动所许可的范围，考虑的是单倍标准差和双倍标准差，最终选择了双倍标准差规则。

还值得注意的是，数学方法只是一种方法载体。对于法官而言，司法也不是单向度的指示和命令，而必须是将讲法和说理结合起来，是法律生命的活生生的体现。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表明，科学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对司法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涉及到一些抽象法律价值的论证中，如何举证是摆在当事人面前的一大难题。

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否定了原告的证据和意见。当然，对于法律与数学关系的研究来说，虽然宏大叙事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较好视角，但是对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说，它因过于看重什么对什么的影响之类的宏观主题的讨论，而忽略了其中较为具体的细节。因此，所谓数学方法，是指在法律论证过程中运用数学知识进行推理、演算和分析，论证案件中的法律命题，形成特定的解释和判断，得出相应的结论，以实现司法说服的目的。概率本身体现的是不确定性，一旦有更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原来的司法裁断是错误的，对司法公信力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打击。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数学方法以理性为基础，对司法争议问题给出特定的解释。抽样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数学方法，并且与商业和贸易活动紧密相关，比如在货物发运之后，收货方签收货物之前，都会采用抽样方法验收货物是否达到了质量标准，这样就可以避免发货方可能制造的顶层好货或者底层好货陷阱。

法官的这种说理行为，既是与诉讼两造当事人的对话和交流，也是向社会公众所做出的一种间接交代。所以，数学方法在司法审判当中的主题应当涉及到如下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诉讼当事人运用数学方法来论证某个法律命题。

也就是说，虽然数学方法证明了被告留下痕迹的概率与随机选择的凶手的概率一致，这种判断属于猜想性判断，而且判断的对象不确定，无法获得被告就是杀人凶手的确切信息。以诞生于人类行为经验总结的理论解释规范人类行为的现象，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行性和必然性。